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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根本原因是：犯罪已经全球化了，执法还在用十九世纪的民族国家框架。一个诈骗电话从菲律宾打到日本，钱经过香港、新加坡、开曼群岛洗白，最后流入迪拜的某个账户，这个过程中，日本警方需要向四个司法管辖区申请协作，平均耗时六到十八个月。而骗子只需要四十八小时。”

    她停顿，扫视一圈：“等文件批下来，钱早就不见踪影。”尚衡隶轻笑了一下，“受害者的抑郁症都该复诊三次了。”

    森川议员端起水杯，嘴角扬起很淡的弧度。

    “第三，方案。”第三根手指，“建立亚洲版的情报与行动快速反应机制。不叫‘亚洲刑警’，太敏感。叫‘跨国犯罪防治合作协调办公室’，放在内阁府下面，由外务省、警察厅、金融厅派人常驻。核心功能两个：一是情报实时共享平台，二是成立联合调查组，遇到重大案件时，由相关国家派员组成临时团队，共享调查权，跳过外交程序。”

    她说完，收回手，靠回椅背。

    沉默持续了大概十秒。

    然后滨田会长开口了，声音低沉沙哑：“共享调查权。意思是，中国或韩国的警察，可以在日本境内执法？”

    “在特定案件、特定程序下，可以。”尚衡隶看着他，“反过来也一样。日本警察在追查涉及本国国民的案件时，也可以在合作国境内展开调查，当然，需要当地警方陪同，并遵守当地法律。”

    “做梦。”坐在渡边旁边的一个男人冷哼。

    男人